今年年初，一場針對摩托羅拉的知識產權訴訟，讓華為這家符號企業(yè)，又增加了不少標簽，外界的解讀不乏“師夷長技以制夷”之感慨，尤其是在該訴訟獲得美國法院的初步支持之后。
風暴中心，似乎更加平靜。
“其實無所謂朋友和敵人�！�4月8日，華為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，華為對摩托羅拉的訴訟，只不過是國際企業(yè)之間關于商業(yè)秘密和知識產權的一個正常的糾紛和爭議解決方式。
宋柳平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即開始深度參與華為在知識產權上的重要談判與合作，也是華為出售華為電器予愛默生，以及華為3COM合資等資本運作項目中的知識產權負責人。
某種程度上，對于華為來說，向外界去陳述公司在專利、知識產權、創(chuàng)新等問題上的價值觀，時常讓其有“雞同鴨講”的感覺。其最大困惑在于，華為自身與公眾之間，關于“專利價值”是否等于“商業(yè)成功”之間的分歧，以及如何在開放競爭中構建自身的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，并達成這種戰(zhàn)略所要抉擇的路徑——既有付費，也有創(chuàng)新；既要競爭，也要合作。
宋柳平強調，對于知識產權的理解，如果走到極端，反而是不利的，“過度強調所謂的自主，可能會是災難性的，因為我們嘗過很多苦頭”。
華為訴摩托羅拉：一種爭議解決方式
《21世紀》：大家都很關心華為在美國起訴摩托羅拉的事情，現在有何最新進展？此案將如何影響華為的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？
宋柳平：美國法院已頒發(fā)初步禁止令，初步支持了華為的訴訟主張。至于可能的進展，我們也不便分析。
《21世紀》：這是華為首次在海外動用知識產權的利器，如果勝訴，中國的民眾會據此認為這是中國企業(yè)在國際專利戰(zhàn)役上的首戰(zhàn)告捷，你如何看該案在中國激起的關注度?
宋柳平：這是一個國際企業(yè)之間，關于商業(yè)秘密和知識產權的一個正常的糾紛和爭議解決方式。
《21世紀》：你認為外界過度解讀了嗎？專利一向被認為是國外企業(yè)的競爭武器，尤其是在技術密集型的電信行業(yè)，不乏針對專利的壁壘與合作，華為的基本立場是什么？
宋柳平：在工業(yè)標準領域，任何一家公司，不用人家的技術，只用自己的技術的可能性是零，唯我獨尊在我們電信領域是不可能的，你必須按照國際標準做，你必須用到別人的技術，也必須用到別人的專利，通過相互的交叉許可授權來開放已成為業(yè)界普遍遵守的規(guī)則。
因此，一定要有開放性。因為現在世界的環(huán)境，尤其是電信領域是一個開放的環(huán)境，設備要互聯互通，一定要按照開放接口國際標準來做。國際標準組織都是大家一起去討論，協商形成一個比較好的方案，然后形成國際標準。
這就是所謂的融合，大家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共同把產業(yè)做大，把成本降低，用戶才能得到好處，運營商才能得到好處。
為什么GSM技術這么普及，就是所有產業(yè)都支持這個標準，大家也用這個標準，并不斷改進技術。整個上下游產業(yè)鏈，包括芯片處理能力、軟件能力、應用能力，才能不斷降低成本，不斷提高技術。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一部3萬元的大磚頭手機，現在只需要花幾百元的原因。產業(yè)鏈的成功一定是需要一個開放的環(huán)境。
所以我們的核心思想就是技術一定要有開放性，一定要有繼承性，而且一定要滿足客戶的需求。
過度“自主”會吃苦頭
《21世紀》：國內有不少聲音把華為的成功解讀為一家民族企業(yè)在專利、創(chuàng)新上的勝利，你覺得專利和知識產權本質意義是什么？
宋柳平：對于知識產權以及它對一個國家起到作用的理解，若果走到極端去的話，反而是不利的。過度強調所謂的“自主”可能會是災難性的，因為我們是嘗過很多苦頭的。
在華為的整個開發(fā)過程中，很多年輕的技術人員的天性就是希望創(chuàng)新，什么都想搞新的東西。但實際上，如果不是繼承前人的、別人的東西，完全自己做，既是高成本的，也是不穩(wěn)定的。
我們強調要有繼承，人家花了那么多精力投資搞的技術基礎你不用，自己又搞一套，實際上是死路一條。過度強調所謂的“自主”創(chuàng)新和知識產權，實際上是沒有看到它的本源，本源的問題是我們要取得商業(yè)成功，要給產業(yè)鏈帶來價值，要滿足客戶的需求。
《21世紀》：也就是說，專利戰(zhàn)略首先不能排斥繼承，只有專利也并不代表成功？
宋柳平：我們看一個實際的例子，微軟的三大技術都不是他自己最早發(fā)明的，都是吸收別人的技術并整合到滿足客戶要求的產品上，客戶購買了，他取得了商業(yè)成功，從dos到windows，到后來的瀏覽器，所有一系列的東西都不是他最早發(fā)明的。
所以現在獲得技術的途徑已經很多，你想通過壟斷一項技術來實現商業(yè)成功這種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了，因為現在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獲得這項技術，企業(yè)最重要的在于整合能力，而不是自己做技術多強，自我技術多強，其實不是這樣子，能導致企業(yè)商業(yè)成功是靠整合能力，就是你把技術、資源、渠道整合起來以后形成一種優(yōu)勢，其實就是企業(yè)管理。微軟如此，思科也是。思科最重要的能力在于將業(yè)界先進的技術整合進自己的產品里，推向市場，然后賣成功了。
所以我們覺得不管是你通過許可方式獲得的技術，還是通過自己開發(fā)獲得技術，或者通過并購獲得的技術，關鍵看你這個東西是否有競爭力，是否能得到客戶的接受，核心問題在于商業(yè)上的整合能力，而不在乎是否是百分之百的自主創(chuàng)新。
《21世紀》：在你看來，未來專利的發(fā)展趨勢是怎樣的？
宋柳平：未來一個標準的產生，可能幾十個國家都有基本專利，不是一家公司有90%，可能每家公司都只有百分之幾。幾十家公司，最后大家一算，互相開放，互相交叉許可，或者誰向誰交點錢。
國際標準組織就是一個協商的組織，你一家獨有，人家投否定票就過不了，所以一家壟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因為大家都提交提案，大家都在爭議和討論，最后妥協出一個中間路線，然后大家都只持有一點。
所以我們一直不主張極端強調狹隘的自主，就是這個意思，全球的發(fā)展趨勢一定是這樣的。
華為的算盤：2.2億與280億
《21世紀》：通訊行業(yè)面臨殘酷的競爭，專利許可的談判時常會成為對手設置的競爭壁壘，你有什么體會？
宋柳平：其實在這個行業(yè)里面，沿著開放的技術環(huán)境來講，其實就無所謂朋友和敵人、無所謂競爭對手的問題。
技術是不分國界、不分人的，只要對你產品有貢獻的技術，你都是可以采用，但是有一個法則——你得遵重別人的知識產權，你用別人的知識產權要跟人家商談付費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如果你完全沒有一點知識產權，來跟人家談付費價格會很高，甚至人家可能拒絕許可給你。但如果你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以后，就可以跟他交叉許可，當自主知識產權用于交叉授權時就獲得了價值，否則只能是成本。
所以我們跟跨國公司都是開放的態(tài)度，你可能要用一點我的技術，我可能用一些你的技術，但是算起來你還是占優(yōu)的，我就向你付些費。專利這東西你不尊重別人，別人也不會尊重你。
《21世紀》：華為去年在專利許可上付出了多大成本？通過購買獲得的專利是不是越來越少？
宋柳平：我們去年付出的許可費是2.2億美元，換來了280億美元的銷售額。通過購買的專利不能說越來越少，只能說比例越來越低，因為銷售規(guī)模在增大，可能要付的錢要更多一些。我們一直在努力積累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，這樣我們在跟人家談判時有更多的交換的東西，我們付出的比例就會減少。
《21世紀》：哪些技術通過購買獲得？哪些技術通過自主創(chuàng)新做呢？如何決策？
宋柳平：到底是我自己開發(fā)好，還是買人家好，還是從人家許可來好，其實最重要的決策因素是我最后提供的產品是否有競爭力，然后賣到市場上是否有一定的利潤空間。
有很多人強調自主創(chuàng)新就是百分之百要自己做，那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做法，成本也高得不得了。如果你沒有市場競爭能力，自主有什么用？
決策的依據是要歸根到四點上：質量好、服務好、運作成本低、滿足客戶需求。我們衡量如何做事的一切標準還是這些，而不管他是不是自主創(chuàng)新。
比如說做一個手機，手機芯片是購買來還是自己做，我能算，如果自己做，芯片我要做五年，人家一年就要產品，那我怎么辦？我只能通過買。
我們有一項技術叫長距離光傳輸技術，我們整套是從美國買過來的，買過來的話就保證了一個上市周期，我會衡量是買來好還是自己開發(fā)好還是許可方式獲得好，還是跟人家聯合開發(fā)好。我們并不關心這個東西是集成創(chuàng)新還是自主創(chuàng)新，我們關心的是競爭力的問題。
《21世紀》：在操作層面，華為如何獲得自己在國際專利格局中的話語權？
宋柳平：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事務。這些組織是開放性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參加，只不過你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職位，是根據你的實力、技術能力以及你提交的東西質量來區(qū)分的，不同公司可能不一樣。
這個標準組織里既有運營商，也有設備商，有歐洲的，也有北美的，這些不同的人和企業(yè)組織在一起，來碰撞出火花，來提出最佳的方案，實際上這也是一種獲得技術發(fā)展路線的走向。主流國際標準的方向實際上就是行業(yè)走向的比較主要的方面，所以我們開始覺得這個東西比較重要。另一方面，你參加標準組織要有貢獻，要提交提案。將企業(yè)的自主創(chuàng)新融入到國際主流技術標準中已成為業(yè)界的一種潮流。
